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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朝的房租有多贵,精确的数目颇难稽考。和今日相似的是,大城市的租金贵过小县城,富人的相对负担较轻。宋朝的房屋租赁业远比唐朝发达。根由主要有二:首先是因为科举兴盛,士子争跃龙门;其次是由于人货殷繁,商旅奔波不息。

每近考期,由于京城会集了成千上万的考生,供需极不平衡,房租也跟着暴涨,尤以地近考场贡院的房子为甚。南北宋政情不同,但价格规律永是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。周密曾说:“其(杭州)诸处贡院前赁待试房舍,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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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东坡的父亲苏洵,原是“少年喜奇迹,落拓鞍马间”的浪子,27岁始发奋读书,而将生业交付妻子程氏。程氏带着孩子,僦居眉山县城纱榖行,经营商业,不出数年,遂成富家。而苏洵也得以笃志于学,卒成大儒。宋仁宗嘉祐二年(1057年),苏洵领着两个儿子入京备考。眉山“土豪”苏洵却租不起京城的豪宅,只能退而求其次,寓居京郊的兴国寺浴室院。

宋朝人口流动较频,来京常住与暂住的异乡人都得寻个栖身处。因此,成为都城的房东就等于手持一张长期饭票。苏东坡的一个堂兄长住开封,因有数间屋宅出租,日子过得优哉游哉。宋仁宗的重臣夏竦①,见租赁业前景大好,就在京城广置地产,大办旅馆,成为汴京最有名的“包租公”,“故相夏竦,邸店最广”,日入极丰。

然而,夏竦还不是京城最大的业主,比起“店宅务”还差得远。店宅务原名“楼店务”,是经营各地公有宅地的“房管局”,负责房屋的租赁、修缮、管理诸务。

公用宅地的出租房即为我们现在的“公租房”。

宋代公租房以其较低廉的租费,吸引了大批量平民入住。据官方统计,宋仁宗天圣三年(1025年),开封府共征收134629贯的年租,开封楼店务所管的房屋计有26000余间,依此可算出,开封府官舍的月租约在450文上下。据程民生教授的《宋代物价研究》记载,宋代普通百姓日收入约是100文,上焉者或达300文,而北宋的单日最低生活费约为20文,算下来,一个5口之家只要有2个有收入之劳力,刨除必要的开支,每月还能节余3贯即3000钱,支付京城400到500文的公家租金当是绰绰有余的。看来,在非科考黄金时段,宋房租并未成为普通百姓不可承受之痛。

除此之外,宋朝君主屡降德音,降诏减免公房租金,其事屡见于史:北宋嘉祐年间,京师大疫,宋仁宗诏免楼店务租金;北宋治平年间,宋英宗降谕:“以后每逢灾年,除开仓放粮外,公房房租一并减免”;南宋绍兴九年(1139年),宋高宗下谕:“以久雨,放临安府内外公私僦舍钱三日”……宋廷适时推出的房租减免政策是切实有效的,它使得贫无恒产的小民不至于在凄风冷雨、洪水暴雪中流离失所。

对于宋代房租尚未贵得离谱的观点,我们亦可征之于元末明初成书、以北宋末年为时代背景的《水浒传》。古典小说虽不可当真史看,却能反映古代社会的一些侧影。《水浒传》人物武大郎,别看他矮小懦弱,却能光靠卖几笼蒸饼,而在山东清河县租上一栋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,还能将潘金莲养在家中,供得起她的脂粉钱。除《水浒传》外,欧阳修笔下也记载了一户卖饼人家的房租,他们每月只需交180文的房钱,“第四等一户开饼店为活,日掠房钱六文”。

潘大临混得还不如武大郎,确在情理之中。古时的文人只有一条出路——金榜题名,除此别无他途。但是,科举之路偏偏是世上最窄的路,古人以“千军万马行过独木桥”喻之,实为妙喻。潘大临终身不第,没有一技之长,没有到手功名,凭何自存于世呢?幸巧他认识了苏东坡这片“及时雨”。宋神宗元丰八年(1085年),苏移居汝州。他在赴汝前,将“东坡”之田和“雪堂”居所交给潘大临兄弟照管。东坡田园虽不广袤,却足能让潘氏兄弟免于饥寒,潘大临再也不用忍听那些令人晦气的索租声了.来源:忆古思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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